采访韩敬伟是件愉快的事情，他带着北方人特有的豪爽，侃侃而谈，讲过去的事，跟说书一样精彩。讲起学术主张，一样充满激情，不酸不腐，想来他的学生听他的课也是非常愉快的吧。韩敬伟喜欢在冬日的午后泡一壶普洱，一半生茶，一半熟茶，听一段交响乐或者画一会画，不疾不徐。自己把一辈子交给了绘画，却给女儿挑了建筑专业，画画是要吃苦的，他认为。如他所说，他这辈子吃过很多苦，有些是外界给的，有些是自找的。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。

　 初时

　　韩敬伟的艺术之路，和大家司空见惯的自小热爱、不离不弃、最后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艺术道路的模式有些不同，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。文革十年，全国学生大串联，停工停课，孩子们满世界的去串联。韩敬伟并没有得到这种机会，他的父亲被打成医学反动权威，作为反动派的孩子，他被人群隔离，为了不出门挨打，他只能留在屋里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世界。在这段极贫乏的日子里，没有可以随意阅读的书，可阅读的马哲也不能使幼小的他产生兴趣，绘画成为他唯一的选择，因为只有画画能让他长时间的坐下来，使一个本该四处奔跑游戏的小男孩度过那些孤独的有些苍白的日子，这种不经意且颇有些无奈的选择，成为他一生追求的起点。

　　“文革”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就读的中学来了一位女老师，那位吉林艺术学院毕业的美术老师，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，算不上专业，但在当时一个懂得素描、色彩的老师，已经足够成为韩敬伟的启蒙老师了。他加入了美术小组，那时候的美术小组主要是为了画板报报头、写标语的宣传组，当时的韩敬伟只能算是比一般人画的更熟练的孩子。

　　作为家中老大的韩敬伟在“上山下乡”时期是必走无疑的，干了一年农活的韩敬伟感受到从春播到秋割的艰辛，体会了从未有过的人生生活。第二年，因为农村得在空墙上写大标语，有美术功底的韩敬伟借此能够拎着装满白灰的桶，拿着刷子去满村写标语，这个稍微轻松的活一干就是半年。后来全国学习小靳庄(小靳庄当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)，他接到画幻灯片的任务，画农村新形象、先进典型，然后全县巡演，这一走又是半年。这时候的韩敬伟算是一个因为会画画比较占优势的人，起码不用干体力活了。韩敬伟在农村呆了三年，第二年的时候，高考恢复了，但因为长期的文化课的停滞他没有考上。

相近

　　1978年，经过第二次高考，韩敬伟终于走进了高校的美术课堂，至此，他才真正意义上地懂得了美术。因为长时间的停课，小学和中学期间学到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。上了大学，他才开始明白什么叫美术，开始接触中西美术史、文学史、美学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从上大学以后才闯入了艺术领域”。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加上铺天盖地而来的新知识，让韩敬伟开始疯狂地学习，没有一刻停留。 “恶补，那四年就没有一个不学习的。正常的上课学习，完全吃不饱，功夫都在课后。我的阅读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。我们的文学老师很好，北师大毕业的老师，文学史讲的非常精彩。”时至今日他仍旧保持着用大量时间阅读的习惯，一个时代造成的知识饥饿感让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，诗词、散文、古籍、当代，无一遗漏。

　　绘画之外

　　绘画是一个画家内心的体现，但韩敬伟却直言，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他会选择学习音乐，他喜欢多声部的丰富变化而又协调的西方管弦乐。他觉得管弦乐更能够丰富且立体地表达人类的感情，比绘画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“交响曲会使人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”，音乐更容易震撼他的心灵。可是时至今日他已经和绘画水乳交融了，绘画不再是一种帮助他活得轻松点的途径，而是融入他骨血的一种存在，他坐在交响乐的会场里甚至会想到，为什么绘画不能够让人这样的震撼，我们要怎么来表达。他在思考。

　　自我

　　美院毕业后，恶补了四年的他迷茫了，他得到了系统的训练，掌握了无数书上的内容。但是，要从事艺术创作，“我个人的审美主体在哪里?我追求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什么?我是不是要忍耐着模仿别人一辈子?”韩敬伟骨子里的冒险精神和艺术家天生的浪漫主义情怀作祟，让他骑上了自行车，沿着黄河开始了长途跋涉的寻找，寻找自我，去建立自我的审美主体。“别看我们是中国画系，但是我们大学期间受的教育也是非常西化的，真正接受的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很少的。”于是他踏上了这条寻找之路，这一走是四年，第一年是青海、甘肃、包括河西走廊;第二年走的陕北、内蒙古、山西;第三年去了人间天堂九寨沟;第四年去了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。一天120公里的路程是强度非常大的。他在黄河流域找寻一种文化根源。一路上听起来风光无限，惬意非常，但实际上，危险是四处存在的。大批的画稿在和狼的战斗中失去。故事不长，他只说了寥寥数语，但惊心动魄。那年的柴达木盆地还不太被外来者惊扰，狼群还是草原的主人。城里人韩敬伟和同伴成为狼群眼里丰盛的晚餐。两个人被七八条狼围住，生火想吓退狼群的两人先烧纸、纸烧完了就开始烧他的画。狼群和他们只有几步之遥。两人使出浑身解数，先拿石块砸，然后拿相机闪光灯闪，狼群先惊去，看没有更大的危险又复返。就这样僵持到天色微明，狼群被这两个狡猾的城里人折腾的筋疲力尽，“狼群一看也吃不着啊，太艰难了，还不如去抓个鸡、抓个兔子呢(笑)”，两人得以逃出。可惜了那批画，也许里面有传世之作呢。

即便这样，韩敬伟都没有想过要回头，人家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他却要定要走完黄河。好不容易坚持到第四年，鼻梁骨又被打断了。在山西临汾，韩敬伟和随行记者带的照相机太过招摇惹起了街边小混混的嫉恨，想夺下他们的相机。两个人和七八个人混战起来。本来想息事宁人的韩敬伟被其中一人一拳打断了鼻梁骨，只得拿出了公安部门配的麻药枪喷倒两个人。远处观战的混混头目看出两人的来历不凡，才喝止了战斗。攀谈之下竟然相聊甚欢帮韩敬伟拦下辆货车前往太原治鼻子。十个小时后赶到太原的韩敬伟鼻子已经全肿了，医生无法救治，要让他停留一星期让鼻子消炎。忙着赶路的韩敬伟直接带着晃悠的鼻子上路了，结果，一星期后到石家庄，骨牙已经长出来的鼻子已经错位了，为了复原，被生生撬开鼻子重接的韩敬伟泪如雨下。今日看来，韩敬伟的鼻子从功能上和外型上已经复原了。难以忘记的是这一段追寻道路。

　　这段经历带给韩敬伟的除了经历还有笔名“老坡”，陕北的黄土高坡是他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。陕北的沟沟坎坎、窑洞、老百姓的生存状态、民间遗留的文化，都成为他绘画上不可磨灭的痕迹。这段过程成功的建立了他的审美主体，路越走越明确。

　　从不中断的广泛阅读，造就了他的作品的厚度，不断行走的路程，造就了他的作品的广度。不，这不是一种完结。学习和行走，是他生命的常态。

　　艺报对话

　　艺报：关于中国画的传承你怎么看待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?

　　韩敬伟：我一直想要建立一个科研课题，就讲中国画的转型问题。社科院有一套书就叫《近代中国文化转型》，“中国绘画转型”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项目。我们希望在这个中国文化转型的大框架下做一个艺术的转型，艺术里又包括音乐、舞蹈、美术，美术里又包括美术史论研究、文艺理论和当代艺术研究、绘画，绘画又包括中西绘画，我们谈的是中国画，越来越小。但单独论起中国绘画现代转型又很大，要谈中国绘画转型，就跟中国的社会发展、人的心理变化、对审美的认识、包括消费心理、社会结构的变化、政治结构的变化、民主与法制的变化等等都有关系。我觉得要谈论中国画现代转型，首先要搞明白，中国传统的绘画的艺术精神本质需求是什么?它的表现特征是什么?这你才能知道它的优势和劣势在哪儿。这样你才能在整个世界资源里挑，哪个吸收进来，哪个摈弃。中庸，不偏不倚，不偏激地排斥外来的文化，也不顽固守旧，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　　艺报：那你认为艺术能否被教授?

　　韩敬伟：艺术在如何驾驭语言要素和如何表达的基本规律上是可学的，这是可以教授的。情感的孕育和表述是不可教的。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改变的，每个人要表达的画面肯定是不一样的。绘画是一种体道行为，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行为的本质，但如何把握这个准绳，得看个人。